对话人物
刘猛，心理学硕士、社工学硕士、高级心理咨询师、督导师,一天公益创始人。5・12地震发生一周后，刘猛便到达地震灾区，从事社会工作和心理援助志愿服务，并在灾区一线坚持至今，被多家媒体称作“坚守灾区最久的志愿者”。
重点人群
“根据经验，加上我们有参与过汶川地震灾后援助的同事目前在一线走访，发现丧亲家庭、肢体创伤者、儿童需要重点关注，还有出现单一症状的人……我认为孩子的问题要优先处理。” 刘猛
72小时内生命救援重于心理援助
京华时报：目前在你看来，跟汶川地震相比在心理方面，雅安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？
刘猛：我们一线人员不断从一线反馈信息。我们现在的判断首先灾区是需要心理援助的，第二是芦山地震比汶川地震造成的心理创伤要小得多。因为汶川地震的时候恐惧形成了一个场，尤其北川，整个形成了一种难以突破的阴霾的状态，这次显然没有。再有，这次的灾难死亡的人数，尤其是孩子比上次少很多，这让人心里稍微安心一点儿。
京华时报：人们灾后在心理上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？哪些需要援助？
刘猛：地震后的第一周，人们普遍会有惊慌、恐惧的情绪，有的可能反应强烈，但这是正常的。所以72小时之内，心理援助方面的人士跟救援人员抢通道是不应该的。一个月作为一个评估点，惊恐、警觉、易怒、烦躁、脾气古怪、失眠、短时间的记忆丧失、闪回、焦虑、头痛、躯体症状、回避、麻木等这些症状一个月后还没有消退可能就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。一个月以内的反应是正常的，叫创伤后应激反应，即使不干预，大部分人也是能够自行康复的。
心理援助应遵循科学的周期规律
京华时报：以你在汶川地震灾后的援助经验，灾后心理援助特别需要关注哪些人群？
刘猛：根据经验，加上我们参与过汶川地震灾后援助的同事在一线的走访，发现丧亲家庭、肢体创伤者、儿童需要重点关注，还有出现单一心理症状的人。
京华时报：你说的单一症状是什么意思？
刘猛：当生命遭受重大的创伤，面临死亡或者目睹了他人死亡的过程，会留下非常恐惧的画面性影响。有些人会因此有一些单一症状，如果不处理可能会影响以后的生活。比如对声音的警觉，比如由于地震有轰隆隆的轰鸣声，有些人日后听见远处过汽车的类似声音就会产生恐惧感，如果一个月之后没有消退就需要处理。
京华时报：对于丧亲家庭应该关注哪些问题？
刘猛：丧亲的家庭会持续地哀伤，有的会持续一年，或者更久。开始是情绪大起大落，不稳定，突然间爆哭，然后是否定，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是真的，向外界寻求答案：为什么偏偏是我的亲人走了，这时候的情绪更多的是愤怒，没有答案之后转向自身的自责、内疚：我没有照顾好亲属，导致悲剧的发生。抑郁的情绪会持续，一周年的时候上升到最高点。
并非只有出现了症状才需要援助
京华时报：对于儿童应该关注什么？
刘猛：地震灾难后，儿童群体有的会发生“退行”。是指人们在严重创伤、受到挫折或面临焦虑、应激等状态时，放弃已经学到的比较成熟的适应技巧或方式，而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。通俗说就是家长会觉得孩子忽然变小了，行为上本来5岁的孩子看着像4岁了。
京华时报：对于这些人群，你最关注的是什么？
刘猛：我认为孩子的问题要优先处理。孩子的问题往往不是很大，容易处理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一个人得了癌症，另一个人手腕正在滴血，如果非要选择先后，肯定要先止血。是这个道理。
京华时报：如何判断孩子是否需要这种援助？
刘猛：所有经历了灾难的儿童都需要心理援助的介入，并不是只有出现了症状才需要。孩子们需要正确认识发生了什么，这件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，如何解释？早期需要有人陪伴，后期需要有人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对他们的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京华时报：那些经历了严重创伤的孩子是不是需要重点援助？
刘猛：对，我们进入灾区之后第一步就是要评估，同质性群体要做小组治疗。例如对于小孩子来说，如果有同学、亲人去世，会对他们产生心理影响。千万不要忽略同学，这一点也不亚于亲人去世对他们的影响程度。容易引起他对于“死亡是什么、我会不会死”等问题的思考。这些问题有时会导致孩子失眠。
帐篷学校
“这个学校不是为了恢复上课，是给孩子一种情境。毕竟学校是他们最熟悉的。”
刘猛
京华时报：你在这次雅安地震中会开展哪些援助？
刘猛：由多家机构共同发起的“儿童心理援助”暨“帐篷学校”计划已经在实施中。我们现在只要一辆卡车过去，一卸车就能卸出一个帐篷学校来。我们会原地待命等72小时过去再进入。
京华时报：准备开展哪些内容？
刘猛：分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到今年9月1日。在宝兴灾区安置点学生集中的地方迅速建立一个帐篷学校，正常教学和团体心理援助相结合。刚才说了，孩子之所以会发生退行行为，是因为他失去了安全。熟悉的、有秩序的东西可以恢复他们的安全感，而学校是他们最熟悉的；第二阶段到2014年4月24日，主要内容是儿童在灾后重建临时社区内的社会适应与自我管理。最终的心理援助一定会回归到社区。
京华时报：活动本身需要获得政府部门或者有关机构同意吗？
刘猛：汶川灾后是不需要履行手续的，我在汶川灾后建立了第一所帐篷学校。这次我们已经获得当地政府的同意，正在等待紧急救援后的最佳进入时机。
京华时报：打算这样的帐篷学校建立多少个？
刘猛：我们前方的人员仅现在走过的地方看，至少需要20个。一个帐篷学校最多只能容纳50个学生。
京华时报：通过帐篷学校你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什么？
刘猛：希望能够搭建一个儿童心理援助的工作平台，希望建立形成一种模式和工作范式，能够很快地复制，取得实际效果。
援助效果
“社会工作者不只是来做好事儿的，更重要的是来把事情做好的。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感动于自己的奉献，更要审视奉献后的效果我们的帮助是否让受助者发生了改变，获得幸福。” 刘猛
心理援助有法律和专业边界
京华时报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。心理援助的空间何在？新法实施之后的边界又在哪里？
刘猛：即将实施的《精神卫生法》特别区分了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。而实际上心理援助和他们又有不同。它包括建立关系、稳定情绪、消除症状、角色认同、情感重建、社会回归这样几个步骤。而心理咨询主要是在消除症状环节发挥重要作用。我认为，居委会工作人员、社工师、心理咨询师等人员组成一个团队才能去做心理援助。
京华时报：心理援助的边界又在哪里？
刘猛：我们会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，心理咨询人员不会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、治疗。心理咨询人员发现接受咨询的人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，会建议他们到符合法律规定的医疗机构就诊，确保心理治疗活动在医疗机构内展开。
以制度和道德避免二次伤害
京华时报：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有这样的说法：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，一怕余震二怕堰塞湖三怕心理医生。很多受灾群众居住的帐篷门口还贴着一张字条：心理工作者勿进！为什么明明是去援助的却这么招人恨？这次该如何避免？
刘猛：这次灾后心理工作一定要警惕借援助之名造成二次伤害。
京华时报：比如应该注意什么？
刘猛：比如大量地发问卷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心理援助行为。我呼吁这次要模糊评估，不要用问卷去评估。在灾区，有个人曾告诉我他被要求做过16次问卷。后来他说，那些什么专家不要想着用这些问卷发表文章，因为他填写的都是假的，故意反着填，人们已经反感到了这种程度。所以这次的评估我建议社工师、心理咨询师以及心理治疗方面的评估一次完成，减少对他们的伤害。
京华时报：很多心理援助人员很快走了。是工作完成了还是激情消退？
刘猛：不能持续是最大的伤害，我呼吁如果你不能持续对灾民进行援助，你不要直接和灾民接触。很多人来了，又走了。新的一批人来了，又从头开始。就像看电视剧一样，永远看第一集你受得了吗？更何况这是伤痛，一次一次地揭开！
京华时报：你如何看待这种一哄而散？
刘猛：当然有一部分人是凭借“激情”而来，而不是“信念”，还有一部分人是带着自己的个人情结来的，个人的情绪宣泄完了，动力也就没有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家需要完善的志愿制度。如果灾后志愿服务有一个统一的归口就会减少很多混乱。